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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办

文章来源:发布者:发布时间:2013-09-09 13:55:19阅读:

                        第七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认为:

               提高有效性是公司治理发展的风向标 
本月7日至8日,“第七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暨“2013中国公司治理指数发布会”在天津南开大学隆重举行。中国首家公司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和央视协同基地在这里同时挂牌。来自国内外的300多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们参加了会议。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执行副会长张重庆,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秘书长张永伟,南开大学校长龚克等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收到论文349篇。
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李维安教授主持开幕式,并作《2013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报告》,发布2013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评价报告揭示了目前资本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产生的根源,为监管部门完善监管、上市公司推进公司治理有效性建设和治理创新提供了依据。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是国内最早发布的权威指数,至今已连续发布了11年。
程思危教授就如何提高公司治理有效性问题发表主题演讲,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增加上市公司的股东。上市公司股东“一投独大”,容易控制公司所有重要决策,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控制股东有可能随意掏空上市公司的资产,随意调整董事会结构,随意更改募集资金的原定用途,随意发布虚假信息,违规的内部交易屡禁不止,对市场的恶意操纵时有发生。因此,必须改变“一股独大”的现象,增加上市公司的股东,实行互相参股,交叉持股。二是扩大独立董事,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从根本上解决“所有者缺位,管理者越位”的问题。三是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强化对高管层的约束与激励,切实扭转“弱股东,强高管”的现象。
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执行副会长张重庆在开幕上发表致辞。他说,公司治理问题是企业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创新公司治理模式,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是全球跨国公司关注的热点。在中国,加强公司治理的研究与实践,更具有重大而迫切的现实意义。他指出,李维安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提出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和评价体系,在中国公司治理研究与实践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完善中国企业公司治理必将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与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合作进行亚洲开发银行委托的“完善中国公司治理、合规管理和社会责任”的课题研究,李维安院长是课题研究的学术顾问。
本届围绕“公司治理有效性与治理模式创新”的主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研讨。大家认为,伴随着公司治理由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的转型,我国公司治理环境不断完善,围绕着规则、合规和问责进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建设不断深化,企业对公司治理模式探索和创新更加积极,我国公司治理的合规性明显改善。但是,在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治理有效性偏低已成为提升公司治理质量的关键问题。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合规性建设已经走到尽头,公司治理存在“天花板效应”,提高公司治理有效性是公司治理未来发展的风向标。
研讨会对提高公司治理有效性提出了许多对策建议:
第一,强化回报投资者的理念,夯实上市公司价值创造的基础和公司治理建设的基石。我国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建设还没有建立在“投资者是上帝”的理念上,这是公司治理有效性偏低的根本原因所在。要强化回报投资者的理念,为公司治理有效性的提升创造条件。
第二,强化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完善分红制度。尽管目前现金分红比例和分红家数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但总体来说分红比例和分红公司比例偏低,股东治理中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指数”在其三个分指数中仍然最低,这些都反映出我国上市公治理的基点不足。需加强对现金分红的分类指导与监督,将现金分红与再融资挂钩。
第三,培育和谐的上市公司治理文化,避免给小股东带来“超额”损失。公司治理强调规则及合规,但公司治理的有效运作不能仅仅依靠硬性规则,还需强调软性规则——“和谐治理”。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许多公司因为治理问题而产生争斗,甚至引发冲突,不仅不利于调和矛盾,而且会给广大中小股东利益带来巨大损失。
第四,提升董事会运作效率,突破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的瓶颈。上市公司董事会组织结构的建设程度远高于董事会运作效率,董事会运作效率指数的平均值最低,这是公司治理有效性偏低在董事会层面的具体体现,因此提升董事会运作效率是改善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质量的关键环节。
第五,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有效性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独立董事制度建设制约了董事会治理有效性的提升,应修改相关规定,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多元化独立董事来源,严格独立董事聘任制度,强调对公司经营和运作的实际作用。限制独立董事兼职情况,并完善独立董事激励考核制度及问责机制。
第六,改进上市公司经理层激励机制,真正调动经理层的积极性。经理层治理三个子维度经理层任免制度、执行保障和激励与约束机制中,经理激励与约束机制是经理层治理的短板。一方面,监管部门需要出台相关的监管政策,引导上市公司薪酬行为;另外,需要上市公司从优化薪酬结构入手,增加长期性激励机制。
第七,金融机构治理改革需要从顶层配套设计着手,避免金融机构治理风险的累积。我国金融机构治理正处于行政型和经济型治理并存阶段的现状加大了治理风险,要从根本上防范这种风险,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深化治理改革,避不开的最大的困难是改革的顶层设计,其核心是转变政府“三位一体”的角色,未来顶层设计应该是基于“政监资”三分开的“出资人和监管两统一”的配套改革。
第八,建立一种正向的信号传递机制,彰显公司治理的价值所在。通过这种机制为证券市场创造价值,为资本市场开启价值导向的新机制,为近年来低迷的证券市场输入支持价值投资的正能量。要逐渐使投资者认识到:追求公司价值,要关注公司治理;注重长期投资,要参考治理指数。
第九,进一步强化外部监管的重要作用,推动公司治理建设的动态化。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治本之策,上市公司是股市的基石,必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股市才能健康发展(成思危,2007)。公司治理是股市发展的微观制度基础,是公司质量的核心,因此需要强化监管的内容和力度,通过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逐步向第三方治理、公司自主治理、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四位一体”的治理模式演变,倡导治理最佳实践,在不断提升治理环境的同时,促进治理有效性。
                                                                                                                                                                       (宋维平 )

 

 第七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 023.jpg

 

张会长在第七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上讲话

 

第七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 01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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