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会长陈清泰、蒋黔贵、邵宁、李德水
分别听取中促会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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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下旬至2005年1月中旬，全国政协常委陈清泰，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蒋黔贵，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等四位名誉会长分别听取了专职领导成员关于中促会2004年工作总结和2005年工作安排情况的汇报。并对中促会2005年应重点研究的问题、开展的工作分别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一、关于中促会提出的“选聘一批优秀企业家参与重大经济决策咨询的建议”

黔贵副主任说：企业家参与决策咨询搞个办法，形成制度很好。中央对一些重大事项征求各民主党派意见已形成制度。过去每年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都是临时找人，如形成制度，有正式渠道，企业家就会事先做些调研，有所准备，可以认真反映实际情况。

邵宁副主任认为：这件事太重要了，要千方百计做出结果来。借“建议”的机会抓这件事，建立起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形成制度就太好了。

德水局长表示：2004年温总理召开了三次经济形势分析会，每次都请知名企业家参加。温总理很重视企业家的意见，这件事你们抓的好，形成制度，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二、关于中促会为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将再承办2005国际论坛，继续争取更好的政策环境

清泰副主任表示：促进中国大企业“走出去”是时候了。中促会抓的早，也有贡献。各国企业都在研究中国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机会，他们在中国已有行动；对中国企业而言，是如何把握全球化机会的问题。过去企业规模有限，缺乏国际化经营的经验，小打小闹，形不成战略。现在时机到了，我们的企业应当制定全球化战略，在对全行业竞争格局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有准备的“走出去”。应当看到目前既存在全球化的机会，也存在全球化的陷阱，“走出去”过程中难免要付点学费，但只要能真正学到些东西就可以。

清泰同志还说，日本的企业在80年代初进军美国，好像要把美国的企业都买下，现在看，绝大多数都垮掉了，站得住的微乎其微；韩国企业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也跃跃欲试，金融危机后有些 好企业也垮了。全球化的基础性准备工作，要做得扎实，应有明确目标，应该以我为主，避免盲目性。有人担心联想的动作会成全戴尔和康柏，IBM的品牌加上联想的背景，品牌效应就会降低。全球化有机会，也有风险，不利用就坐失良机，利用不好也是问题。

关于利用外国资源问题，很多国家的媒体都很关注，说中国人拿着大本支票，大量采购。中国要发展，利用全球资源是当然的，但做法上不能引起别人恐慌。与此相关的是国内工作要跟上，我们的能源效率、资源利用率要提高，不能一方面大量进口，另一方面大量浪费，还影响环境。

从国家来说，“走出去”要有安排，要有专门机构做些认真研究，哪些产业是机会，哪些产业暂时不能进入，这是专业问题，不是写篇文章就可以的，研究工作要有前瞻性。我们应该有些安排，单个企业总还是受产业局限，研究能力也不够，不能光靠收购别人淘汰的东西，如果早期抓住3G的投入，就可能发展起来。

黔贵副主任说：研究企业“走出去”，希望有政策支持，其中有体制问题，还有综合协调问题，政策支持都是硬条条，有的要“割肉”，难度很大。作为民间组织，着力点在什么地方？如何推动，有一定难度。你们举办国际论坛，搭建交流对话平台就很好。把国际论坛办成品牌，是指要做的成功，可以年年办下去，促进合作与交流。有的企业动作很大，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带振动性的动作，华为、联想、TCL、万向都有大动作，可能会有失误，都为他们担心，但不一定是坏事。对那些在国内外有惊人之举的企业，论坛期间为他们办个专场，请他们讲讲，大家提些问题，互相交流。

国际论坛上我可以讲讲管理问题。管理有两重性，管的对象是人，通过人才能起作用。管理问题有社会性，有科学性，即规律性，还有环境问题。联想如何通过自己的9000人把IBM的10000人整合进来，这就是管理范畴要研究的问题，这是一种新的挑战，搞不好就“掉进去”了。中航油在新加坡出了问题，可是集团母公司过去已经搞了对外贸易法则，把防范风险列为重要规则，就是因为在每个环节上都没按规则办，才出现了问题。管理问题有很多内容，要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管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邵宁副主任说：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争取政策支持，改善环境的工作很重要，要改革体制和企业的运行机制，促使国家建立起鼓励、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环境。

德水局长说：中促会承担了发改委“十一五”中国企业“走出去”课题的研究，这个题目很好。

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问题，你们2004年开了个很好的会，2005年4月还要开，我都同意，但“走出去”方面有些事可以“只干不说，也可以多干少说”，比如说资源的事，很敏感。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一些国家感到担心，因此有些事可以多干，但不要张扬。

中国企业“走出去”即有技术问题，也有管理问题。有人说：“中国人‘出去走’还行，‘走出去’不会。”我们原来一些外贸公司在外设的点，有的是“夫妻店”，赚了钱归自己，赔了钱国家承担。

像美国的IBM等跨国公司，在国外有很多分支机构。他们抓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很有一套成功的办法，现在信息手段这么先进，对国外分支机构也是零距离管理。我们的中国员工在跨国公司工作也很卖力气，可在我们的公司里就不行，这不能不说是个管理问题，你们把2005年“走出去”论坛的主题定位在“跨国经营的战略与管理”很好，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抓好管理。

三、关于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清泰同志表示：政府业务部门过去对国有企业进行管理是有道理的，但国资委成立以后，应该由国资委集中统一行使所有者权利，如对外投资赚不赚钱，这是所有者的权利和责任，企业如果经营亏损，首先是国资委着急，要问国资委是怎么监管的。对企业监管，不能越过母公司去管境外子公司的经营，不然就乱套了。

国资委有个继续深化改革的问题，国资委是在特定环境下成立的，国资委职能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的出台比较匆忙，很多问题当时没有研究透，要有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要不要重新构建资产运营主体，这就有两个层次管理还是三个层次管理的说法。完全是三层次不合适，可能要两层次与三层次并存。对重要企业国资委要直接持股或控股，多数企业可以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或控股公司管理。产权管理链条过长，肯定效率低，但管理幅度过宽也有问题，要在管理幅度合适、管理链条缩短的两个方面进行选择。在管理工作中，对工、青、妇组织应按属地化原则进行管理。

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两大任务：一是对国有资产进行产业结构和布局的调整；二是坚持企业制度创新，创新的动力在所有者。这两项任务的基础是产权清晰，前提是产权流动。国有资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以从成熟的产业退出，投入前瞻性产业，资本流动了，就全活了。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很吃力，委托代理机制效率低下是个问题。过去出了问题是因为所有者不到位造成的，国有资产重组时拍卖资产虽有些规定，关键是所有者不到位，不知谁有权卖，好像谁都可以卖，追责任追不到所有者。所有者不到位，其他利益主体都很清楚，都想吃唐僧肉，国有资产流动的结果就必然流失。

黔贵副主任对制定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条例工作表示，这个问题越来越难，是个方向问题，涉及国资委工作定位问题。现在国资委领导力推一级公司管理，目前看，授权经营还起点作用，但都是一级公司管理，如上海宝钢整体上市后，授权经营就意义不大了。

邵宁副主任针对企业重组改制问题指出，上市公司与集团公司改制重组，不仅是改革成本由谁负担的问题，也有怎么操作的问题，关键是由谁操作，可以试行由托管公司来管企业的资产重组，但托管公司管资产处置还行，人员安置就难了，处理不好就造成社会问题。

四、关于中促会拟研究集团公司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及母子公司关系调整问题

清泰副主任说：我很同意对集团公司结构形式进行深入研究。在企业制度建设上，最规范的是上市公司，但对披露出那么多问题仔细追究时，很重要的是因为股东行为不端造成的，控股股东行为不端，又无人制约，小股东只能听之任之。公司治理的原意首先是维护股东利益，如果股东有意扭曲公司治理，仅靠政府推动是不行的，它为什么不通过公司治理维护股东的利益？这是改制工作中的存在的缺陷。

保留集团公司的目的是有很多棘手问题要解决，但集团公司总有一种倾向，希望在关联交易中得到特殊的好处，有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出现了违规，这不是合格的股东。我非常主张集团公司整体上市，也就是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不仅是子公司，第一层次的母公司也必须实现股权多元化。吴敬琏教授曾说过：“集团公司实际是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大杂烩”。如果以旧体制控制上市公司，通过多种渠道改造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要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就非常难。

解决存续公司问题的资源，一部分要靠财政负担，更多的应该通过存量资产的处置解决，这是合情合理的，不应该拿纳税人的钱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将存量资产折算给社保基金，再从上市公司分的红利、存续企业中非主业的资产处置或MBO方式获得的资源解决。现体制中，可将一部分存续资产委托托管公司管理，托管中可以讨价还价，再从红利中分得一些，这样财务上是硬约束。实际上已经有了经验，银行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类似的办法还可以想，解决存续企业的遗留问题是必须付成本的，但如何支付这个成本更合适，可以研究。

黔贵副主任说：集团母公司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是个现实问题，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集团母公司的股权结构唯一的特例是组建联通公司时，国有资产有很大一块投入，按道理完全可以组建一个集团公司，经请示国务院有关领导同意，不搞集团公司而是直接派了七个出资人代表，这是特例；大多数还是集团公司，上市公司上市后，解决了母公司的定位负责处理存续企业的问题。

集团公司是中间体，不是真正的出资人，企业集团不是法人，集团公司是法人。还会出现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争利的问题，集团公司的行为有的不符合市场规则。有些集团公司还有些作用，解决存续公司的问题，但正面作用越来越小，负面效应越来越大，这顶“红帽子”随一级公司体制的形成，逐渐要摘掉。研究这个问题是改革中的现实问题，但提“多元化”题目太大，提集团公司向何处去又有些消极，可定位在“集团公司改革与转型途径的研究”。这里有改革的因素，还有逐渐消亡的意思，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摘掉“红帽子”。

我本人愿意参加这个课题的调研、座谈，理出几条思路来。研究这个问题还要依靠国资委，借个名义也好。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可以解决行政性公司转型的问题，现在看，行政性公司快从“动力”变成“阻力”了。解决这个问题对一级公司的多元化，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都是很重要的。研究这个问题可以找些地方国资委的同志。上海对几个重大项目的重组，都是政府直接操作的，青岛是开明的政府，企业自行运作。一体化趋势发展很快，对中央、地方的大企业都要调研，中软股份公司的案例可以总结，要解剖典型，分析利弊，提出改革的方向，还要提出集团公司管的事怎么分流。上海宝钢股份公司上市前，已经把非上市部分成立了实业公司，处理存续公司的问题最难的是人员安置。上汽集团公司将非主业资产外包重组也是一种方式，重组后的非主业，能生存，能发展，既可为主业配套服务，也可以直接面向市场。应该尽量推进有条件的企业对非主业进行重组，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就有这种能力。集团公司转型问题的研究，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都有需求，可以先搞个提纲找些人议议。

邵宁副主任同意中促会提出的与国资委有关部门合作，共同研究集团母公司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途径及母子公司关系调整问题，要求中促会直接与国资委企业改革局联系。

（中促会秘书处）